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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条约什么时候加入(中国对于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约的实践)

时间:2021-07-06 12:49:20

中国对于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约的实践

在中国的大多数国际法教科书中,中国倾向于对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特别是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与条约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的条款持保留态度。通过梳理国际法院网站上的所有相关条约,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在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条约上的立场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误读”。

在国际法院的官方网站上,国际法院列出了根据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赋予法院管辖权的所有现有有效条约。目前有298项这样的条约。国际法院根据此类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获得的管辖权通常被称为“协议管辖权”。在所有这些条约中,中国在此类条约中解决争端条款的实践大体可分为四类(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安排完全基于国际法院官方网站公布的条约):

第一类是保留,即中国在批准或决定加入有关条约时,明确提出(作出)对条约规定的保留,以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与条约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议。在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中,这类条约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这些条约主要包括:

《灭种罪公约》 ;

《禁止酷刑公约》 ;

《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 ;

《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 ;

1969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难民地位议定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

第二类是在批准或决定加入时没有作出保留。这些条约主要包括:

1996年,我国批准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号公约,并且对公约第14(2)条没有任何保留。

1992年,中国批准加入《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时,并未对《公约》第六十四条作出保留。

1982年,中国批准加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对《公约》第38条没有保留;

1992年,中国批准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对《公约》第15条没有保留。

1992年,中国批准加入《伯尔尼公约》,对《公约》第三十三条没有保留。

1993年,中国批准加入《专利合作公约》,对《公约》第59条没有保留。

1983年,中国批准加入《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对《公约》第12条没有保留。

1989年国务院决定加入《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对第十一条没有保留;

1987年,中国批准了《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号公约,对公约第19条没有任何保留。

1992年,中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没有保留。

1992年,中国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号公约,并对公约第27条第3款没有保留。

2004年,我国批准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号公约,并且对该公约第20条第2款(b)项没有任何保留。

2004年,中国批准了第《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号公约,对该公约第16条第2款没有保留。

第三类是效力待定的双边条约。这类条约主要有三个,即:

1946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根据该条约第28条,国际法院对与该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拥有管辖权;

《中菲友好条约》, 1947.根据该条约第2条,国际法院对与该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拥有管辖权;

1948 《中美经济合作协定》.根据该条约第10条,国际法院对与该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拥有管辖权。

在官方网站上,国际法院对这三个条约中“中国”的含义加了一个脚注。脚注中写道:本部分中的“中国”是指在联合国代表中国采取相应行动的有关当局,应根据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来理解。

对于上述三个条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号第五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查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并根据其内容予以承认、废止、修改或重新排序。”然而,由于后续行动中缺乏相应的法律甄别和清理行动,理论上,第五十五条提到的所有这些条约都属于“效力待定”的条约。正是因为有效性有待确定,国际法院将上述三项条约视为仍然有效的条约,并增加了上述有意义的脚注。

第四类是效力不确定的某些多边条约。这里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

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中华民国于1961年4月18日签署了该议定书。这次“中华民国”的签署,遭到了蒙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质疑。那是非法的和无效的(1975年11月25日存放在中国政府行为记录簿上的包含以下声明:蒋介石集团盗用中国名义对该公约的“搞笑性质”和“评级”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但1971年后,我们没有考虑是否签署该议定书,因此前述签署的有效性目前尚不确定。此类条约的签署我们没有回应,这与《灭种罪公约》等不同。

中华民国于1951年批准了《灭种罪公约》号公约,对公约第9条(争端解决条款)没有任何保留。1983年4月18日,中国决定加入该公约,并发表声明如下:台湾省地方当局于1951年7月19日以中国名义批准该公约是非法和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公约》第九条的约束。'

对于上述现象,在此提出以下意见:

1.年龄对于决定是否保留没有参考价值。无论是80年代、90年代还是本世纪,都有保留和不保留的情况。

2.条约的类型有一定的含义,但也有例外。比如作为知识产权公约,我们对《保护公约产权巴黎公约》做了保留,但对《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专利合作公约》等没有保留。

3.同样类型的条约,即使在同一天批准,也有相当不同的做法。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加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不同的是,我们对《难民地位公约》第38条没有保留;我们对《难民地位议定书》的第4条有所保留。(两个规定完全一样)。

4.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处理条约中关于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时立场明显收紧,基本保留了所有相关条约。2004年出现了两个例外,《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5.虽然无保留的条约数量少于有保留的条约(1:22),但无保留的条约种类仍然很多,基本涵盖了中国加入的多边条约种类。保留是针对特定类型的条约,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