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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公约 什么叫作品,关于作品的界定及相关的问题

时间:2021-07-08 09:31:01

关于作品的界定及相关的问题

作品的定义很重要。作品是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包括邻接权在内的各种著作权权利由此延伸。没有作品就没有版权,没有作品就没有版权的保护和运用。

《著作权法》诞生的时候,书籍只有一种形式。现在的作品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涵盖了所有的文化领域,也不局限于文化领域,比如电脑软件、建筑设计、灯具设计、面料设计、地毯设计等等。部分形式的作品有望纳入版权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体育赛事、表演模块等。

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决定哪些可以归入作品范畴,哪些不应该归入作品范畴。但是,作品的类型和形式不受人们意志的支配,也不会总是受到某种规律的限制。《著作权法》诞生时,作品只能收录书刊,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作品种类和形式变化的根本力量。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不会变。

在版权作品种类和形式多样化的同时,各种形式的作品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比如摄影作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普通大众用高像素相机甚至手机拍摄的作品质量不亚于二三十年前专业摄影师用专业相机、专业胶片拍摄的作品。如果所有公众拍摄的作品都被定义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并被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那么摄影作品将是海量的。

再比如文学作品,以前是专业作家和少数业余作家创作的。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个人创作现在非常普遍。据中国作家协会统计,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每年创作的小说不到1000部。据原新闻出版署统计,每年出版的小说不到600部。仅过去20年,形势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印刷小说数量增长了近20倍;网络文学作品从无到有爆发式增长。仅阅读平台上就有800万作家,每年创作600万部网络小说。如果把《著作权法》保护类的每一篇文章都算进去,中国的版权作品数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年,移动互联网宣传的三大优势——。移动终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任何内容,一个新的悖论将会出现。因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可能占有所有的信息,正如庄子所说:“我的生命有它的限度,我的知识也有它的限度,所以它遵循它的限度。过了一辈子,每个人只能得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内容不优化,其获取文化内容的质量肯定比二三十年前要低。然而,每一个活着的个体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选择他需要的最好的作品。以阅读为例,面对互联网上的纸质书籍和作品,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品种。读者应该如何选择?

如果与30年前相比,作品的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都在物理空间,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图书、报纸、电影、电视、戏剧、舞蹈,人们都能具体感知到它们适合社会的整体需求,作品与社会的供需关系基本平衡。

现在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远大于社会需求,这是一种社会文化需求的反转。以前听一次讲座,得到一本好书,心里很开心,很满足,现在几乎反过来了。当然,最优秀、最优秀的作品总是例外。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是当文化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时,它的价值就会被大大稀释,甚至呈现零价值和负价值。

新时代,面对作品种类和数量的井喷式增长,如何定义一部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于1886年在瑞士伯尔尼缔结,全称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在《伯尔尼公约》中,作品的定义如下:“‘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所有作品,无论其表现形式或形式如何。”

我国现行第《著作权法》条对作品的定义是:“本法所称作品,包括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以下列形式创建。根据这一定义,列出了九种作品,如书面作品、口头作品、音乐、歌剧、曲艺、舞蹈和杂技作品、美术、建筑作品和摄影作品。在3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作品的定义、涵盖的领域、归纳的类型都还合适。但现在看来,目前的《著作权法》并没有对作品做出定性的描述和规定,应该说是一个不足。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稿于2020年4月公开征求意见。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对作品有了新的定义,即“本法所称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具有独创性,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电影作品和以类似电影制作方式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前款规定的作品可以向国家著作权机关登记”。这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一大亮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定性规定:作品要原创,作品是智力成果。

这种法律上的定义,符合著作权所管辖的各类作品的实际情况。因此,以下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

一、需要厘清当下的各类作品,特别是文字作品、摄影作品和短小的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和表演者的作品,哪些具有独创性、属于智力成果,能够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哪些构不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核心是在内容相同的作品比较中是否具有独创性,能否取得智力成果,而不是单纯由作品的内容长度或规模决定的。

做出这样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区分不仅要定性地界定一件作品的独创性和是否是智力成果,还要从满足社会需要和此类作品的总量上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符合规律和逻辑的判断。对于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必须有宏观把握和科学分析:一是公众对作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不能认为越多越好;二是公众对作品有质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不断提高和上升。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以前从未有人做过。虽然很难,但必须做。这需要根据公众的需求和法律的精神和定义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推广。

二、关于作品的获酬权问题。

除了合理使用(指未经许可使用,不付费)和合法许可(指使用前不需要许可,使用后需要付费)之外,目前的《著作权法》只要涉及作品的授权使用,就有“必须获得许可,必须付费”的条款。

但是,目前我国作品使用和报酬的实际情况是,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按照权利人的意愿使用,而不需要使用者支付报酬。特别是一些属于表演权和表演者权的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美术作品和一些短篇作品。

一般来说,目前作品的使用和支付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获得许可和支付报酬;获得许可而不支付报酬;用户免费获得许可证,作品的权利人向用户支付编辑、出版、制作或推广的费用或某种形式的补贴。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情况符合民法典和《著作权法》立法的精神,只要不违背权利人和使用人双方的意愿。但《著作权法》中的规定只强调了获得许可并支付报酬的情形,立法精神不完整。

三、作品的共享问题。

本文的共享作品概念是指作品的人格权保持不变,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不再享有财产权。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公民作品的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和死后50年;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组织的作品,以及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电影作品和作品、摄影作品(第三次修订稿,合并为视听作品)的保护期为作品首次出版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对作品权利作出这种限制的社会意义在于,作品创作后长期享有的财产权在经过这段保护期后不会影响作者的生活,而作品在保留作者人格权的前提下进入公共领域,将更好地造福社会和公众。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作品的创作非常蓬勃。创作者群体庞大,创作的作品海量。而且作品的拥有者大多创作作品,更多的是精神需求。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没有稳定的市场需求,无法满足取得产权的条件。对于绝大多数作品来说,产权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现的条件。尤其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并不要求同时保证其作品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作品权利人大多希望在作品人格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实现广泛传播。但从目前的《著作权法》来看,虽然大部分作者并没有这样的诉求,但法律预设他们的作品在使用和传播时有产权诉求,没有留下接口。

是否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将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获得许可并支付报酬;一是无需获得许可,无需支付报酬,保留人格的权利,《著作权法》明确了鼓励广泛传播的建议。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满足权利人的诉求;其次,有利于广泛传播;第三,可以减少纠纷、诉讼和社会成本。

对于放弃财产权而保留人格权的作品,权利人仍然可以选择放弃哪些财产权,例如复制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也可以由作者自主决定,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权利,在一定期限后撤回权利。对于很多刚从事创作的人来说,因为放弃了产权,他们的作品进入使用领域会更容易、更便捷,也会得到更多观众的关注;就作品的使用者而言,由于作者放弃了产权,其使用成本较低,在同等条件下更愿意选择先使用此类作品。

每个国家现有的版权法律体系中都没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如果著作权立法的精神符合实际情况,能够同时满足权利人和使用者的愿望,为什么我们的修改要局限于国际和国内的法律规定呢?法律服务于现实,往往无中生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会一个个被突破,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著作权法》在不断突破。比如在摄影技术产生之前,没有摄影作品的概念,在互联网产生之前,没有通过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权利。社会需求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这项权利,未来也必然会催生其他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在满足作者和用户意愿的前提下,我们鼓励更多的作品进入公共领域,这必然是《著作权法》的一大变化和一大进步。

四、作品登记问题。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除计算机软件作品外,不涉及作品登记。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家版权局通过部门规章的方式,对作品的登记机构以及作品的登记属性和方式作出了规定。现行作品登记机构包括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管理部门;登记的属性是作品的自愿登记;根据当地情况,一些地方政府收取工作登记费用,而另一些地方政府支付地方财政费用,作为尊重知识和鼓励创造的政策措施。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都是基于保护版权和鼓励创作。

但目前由于作品的种类和数量太大,且作品的登记是自愿的,是否登记并不影响作品权利的实质性行使。从注册情况来看,注册作品数量仅占作品总数的一小部分;即使在这个小比例中,注册作品的权重也不够,一些有影响力、有分量的优质版权作品大多没有注册。

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第一,如果作品有价值,权利人应支付必要的登记费用,不应由财政补贴;第二,注册作品应得到充分保护。当发生纠纷,没有协调必须提起诉讼时,工作登记证应作为法院的必要证据,而不是可有可无。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